10月8日下午14:30，人文讲坛第374期学术讲座在线上顺利举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马银琴老师为文院学子带来了一场题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及其理论嬗变”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何海燕教授主持，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的学习与交流。

讲座伊始，马教授就从研究史上关于诗的“言志”与“缘情”的众多不同说法谈起，从而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三个重要问题：“诗言志”是否关乎政教？“言志”与“缘情”有无关联？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诗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在“诗言志”是否关乎政教的问题上，马教授首先指出，“诗言志”说产生于公元九世纪中叶。她认为在周宣王重修礼乐时，“诗入仪式”从而带来“歌”“诗”合流，具有歌功颂德意味的“歌”与具有讽谏怨刺之义的“诗”被等同与混用，“诗”因此也就被纳入政教从而发挥讽刺劝政的作用。但同时也强调了，“志”并非一开始就是与“情”相区别，和政教密切关联的概念，《诗经》时代两者也是相统一，后因“诗”义的扩展，情志开始分化。

在马教授看来，“诗”义的扩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讽谏怨刺之辞——“歌”“诗”合流后的仪式乐歌——作为专名的《诗》——自作之诗。其中，汉代“歌诗”的出现真正推动了“诗”义扩展，为“诗缘情”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汉代文人对于“情”之于文的作用的肯定，及汉赋对《诗经》抒情与宣德传统的接续等，则推动了“诗言情”观念的发展。

在对“诗言志”到“诗缘情”的相关诗学观念的转变问题讨论中，马教授认为：这里的“诗”早已不是《诗经》时代承载礼乐制度与政治教化的“诗”。“诗缘情”的诗学命题从根本上也就不同于《诗经》时代基于《诗》学阐释的“诗言志”；当“情”能兼包“志”义，而“志”不能兼指感情时，“诗言志”就必然被“诗以言情”取代；“诗言志”是《诗》学阐释命题，而“诗缘情”则是一个基于创作机制的命题。

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与考察，马教授从最早的“诗”的概念入手，顺流而下，为我们理清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之路。综上，马教授认为从唐代以后，“诗言志”与“诗缘情”就成为中国诗歌理论上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志”与“情”和而不同，形成了既言政教之志、亦抒个人之情的诗歌传统，对后世创作及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座主体部分结束后，何海燕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并向马银琴教授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师生就本次讲座中的疑难问题和马教授做了进一步的交流与讨论，此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嘉宾介绍：马银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出版专著《两周诗史》《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

(审稿人：何海燕 刘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