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日上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通史”子项目“中华文艺思想通史·先秦卷”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马银琴教授莅临湖北大学文学院，开展题为“中国早期‘歌’与‘诗’的分立与合流”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古籍所所长杜朝晖主持，文学院院长张鹏飞、《湖北大学学报》主编郭康松，文学院温显贵、何海燕、邹福清、彭安湘、柳燕、信明华、童飞等老师，以及来自文献学、文字学、古代文学的博硕士生，共计3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马老师与湖北大学结缘颇深，20世纪90年代，曾在湖北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作为文学院的“大师姐”，马老师在9月1日开学之初，以讲座的形式为同学们上了“第一课”。

讲座伊始，马老师从“歌”与“诗”的分立讲起。她指出“诗”与“歌”曾经是关系密切但又相互独立的两种存在，“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诗”指规正人行、使之有法度的言辞，其产生的目的在于讽谏。“歌”则侧重于拉长声音的歌唱方式，主要表达欢悦之情。早期以仪式颂赞为“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歌”与“诗”的分立，意义有三：其一，出现了“雅颂之歌”与“讽谏之诗”的分立；其二，“正经”与“变风变雅”的分立；其三，仪式正歌与无算乐的分立。

关于“歌”与“诗”的合流问题，马老师通过对比《芮良夫毖》与《大雅·桑柔》的文本异同，指出《芮良夫毖》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存在似“诗”又“非诗”的模糊特征。这种特征，很可能就是被历史烟尘遮蔽掉的“公卿至于列士”所献之“诗”的初始形态。从《芮良夫毖》与《桑柔》的区别入手，或许能够寻找到“歌”“诗”合流过程中“诗”的“歌化”，以及“歌”“诗”统名为“诗”之后“歌”的“诗化”轨迹。

“诗”“歌”在功能上的混合推动“诗”与“歌”开始合流。周懿王时雅诗走上舞台，又称“变雅”，其以讽谏怨刺为目的，这使它天然地获得了仪式乐歌的身份。“变雅”的仪式化也使得“诗”通过仪式而“歌化”。从公卿烈士的讽谏之“诗”，到乐官瞽蒙讽颂的“变雅”，代表了“诗”通过仪式而“歌化”的过程，也因此模糊了“歌”“诗”之间颂赞与讽谏的界限，从而推动了“歌”与“诗”的合流。谈到为何“歌”与“诗”在合流之后被统称为“诗”时，马老师从歌与诗的区别入手进行了解释：“歌”侧重于拉长声音的歌唱方式，是“诗”的传播方式。“歌”“诗”合流之后，因“诗”比“歌”更具有统称的条件和可能，遂合称为“诗”。

马老师演讲结束后，何海燕老师分享了体会，并做了针对性点评。她指出，马老师有超乎常人的学术敏锐度，能够在司空见惯的材料中挖掘新选题，并善于从文本、语言、制度、出土材料等多路径进行论证，这些都得益于她扎实的学术素养与文献细读功夫。何老师也借此提醒在座的各位同学，要学习马老师钻研学术的宝贵精神，要细读文献、勤于对比，在阅读不同版本文献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交流讨论环节，同学们积极请教，踊跃发言，如有的同学提问：“如何看待‘史诗’？为何马老师说《诗经》中只有《绵》为史诗？”马老师答道：“‘史诗’从字所代表的意思出发，是以记录史实为原则的基本诗歌体式。而只有《绵》承担了这种记史功能，《绵》是周人记述其祖先古公亶父事迹的诗。写亶父迁国开基的功业，从迁歧、授田、筑室直写到驱逐混夷，记录了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而如《皇矣》等作品并不是真实历史事件，是为宗族需要构建起来的。因此只有《绵》为真正意义上的史诗。”

40分钟的充分交流后，张鹏飞院长代表文学院再次感谢马老师的到来，他表示自己通过讲座进提升了对“诗”的认识，并提醒同学们也要注意从中获得启发。马老师在互动中又补充介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经验，认为学术研究没有固定的办法，能够解决问题的都是好办法。

郭康松老师赞扬马老师是湖北大学的杰出校友，并“希望文学院的博硕生也能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像马老师那样优秀的人，为文学院增光添彩”，最后，杜朝晖老师做了简短总结，她表示很荣幸聆听马老师的讲座，指出马老师善于从“小切口”关联“大问题”，为“如何做高级别论文提供了示范”。会后，文学院教师与马老师一起合照留念。

（审核：杜朝晖）